1976年1月15日的早晨，气温下降到零下十度，东长安街的雪片在刺骨的寒风中纷飞，但人民大会堂四周却灯火通明。在这个紧张的时刻，负责外围安保的邬吉成正紧握对讲机，突然听到来自中南海保卫办公室的命令：“追悼会延迟十分钟。”这一突如其来的指令让他愣住了。两天前，他刚刚接到汪东兴的通知，负责即将举行的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的安全工作。这是他陪伴周总理长达15年的最后使命，如今葬礼即将开始，却被迫延迟，而令他不安的是，这条指令背后有一个本质的原因：毛泽东主席可能会出席，但由于他的健康状况，能否到场无人得知。

时光回溯到1972年5月，他的健康状况被诊断出膀胱癌，随之而来的化疗、手术让总理的病情愈加严重。在协和医院和305医院之间反复奔波，警卫们日夜守护，甚至在病房外铺上了帆布床。邬吉成常打趣：“我连院子里落根针的声音都能听见。”但实则这种笑声里夹杂着苦涩，因为每一次铃声都可能是生死的召唤。

同年10月，突尼斯总统努埃里访华，坚持要见总理。尽管总理身患重病，他还是勉力坐上了轮椅，穿着医生为他临时缝制的病号服，艰难地与来访客人隔着玻璃进行交流。这次见面，医生为他增加了养分，却对病情的恶化仍感无奈。

1975年4月，金日成访华，总理因严重浮肿无法穿入皮鞋，但他还是拒绝了换拖鞋的建议，因觉得这影响形象。为了他能够得体接待来宾，工匠们在深夜赶制了一双合脚的黑布鞋，使他能够在会见中保持端庄，那次会面使金日成难忍眼泪。

1976年1月7日，总理的病情加重，心脏功能出现严重问题。在弥留之际，他微弱地称呼着身边的警卫，几乎是用尽全力的呼唤。邓颖超意识到事态严重，迅速通知了邬吉成。等邬抵达时，抢救铃声已经响起，他在隔离门外敬了个军礼，轻声报到，得到了总理微弱却坚定的回应。

至1月8日，总理去世，消息很快传至中南海，汪东兴对此保持沉默，叮嘱葬礼必须安排得当。几天之后，北京的氛围笼罩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庄重，各国使节纷纷发来唁电，大量群众排队致以最后的敬意。邬吉成在人民大会堂与八宝山之间忙碌，甚至在寒冷中睡在车上，确保一切都随时准备就绪。

追悼大会的前一日，汪东兴再次打来电话，要求将原定的追悼会推迟十分钟，未作详细说明，只强调必须严格遵循这一命令。邬吉成在内心默默计算着新的时间节点，这意味着所有的程序与礼仪都需重新调整，确保没有任何差错。

终于，在万众期待的九点，灵车缓缓驶来，覆盖着黑纱的车窗在瞬间沉重到极致。邓颖超在车内双手搁在骨灰盒上，面容苍白，她清楚这十分钟是为毛主席留出的。尽管主席与周总理有着几十年的情谊，却因故不能亲自到场告别。最终，追悼会的礼炮又响起，老战友未能如愿到达。

在礼堂内，七万多人肃立，白菊花环绕走廊，群众悲声如潮。广播里庄重地宣布追悼会正式开始，关于那十分钟的秘密无声无息地消逝了。多年后，邬吉成再谈此事，仅仅提到：“延迟。”这句短语仿佛将一切都带走。实际上，那通电话中，汪东兴叹息道：“如果主席能来，恩来也许能笑一笑。”这一叹息无声消逝，几乎无人知晓。

高振普晚年时整理笔记，提到总理去世前仍然牵挂国事，甚至对基层干部的体检报告亲自审核。1976年的冬天，北京雾霭沉沉，追悼会后，邬吉成奉命在海河撒骨灰。快艇出港时，星空黯淡，骨灰随风飘散，伴随着海军舰上的熄灯号，此时他肩膀微微颤动，但始终未落泪，直至一切被夜雾吞没。汪东兴指令的时间仍记录在案，仿佛那十分钟的延迟可以让后人不断探寻，究竟为何会选择这十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