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K型经济的发展，许多人会将其问题归结为传统行业向高科技领域转型所带来的痛苦。究竟痛苦体现在哪里？对于企业而言，正是大量依赖劳动力的公司遭遇了困境。正如电子商务兴起时，众多实体店铺被迫关门，虽然人们对电商的批评层出不穷，然而这一浪潮终究无法逆转。在某种意义上，互联网几乎让全国民众都成为了商人；许多公众人物撇下原来的职业，投入直播间，展示各种各样的吃相，而艺术家们也暂时抛弃了对美与丑的追求，生活就这样在持续变迁。而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这种转型的痛苦则体现在失业率上。根据预测，到2026年，中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将达到5.2%，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青年失业率则为15.6%，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实际上，很难精确计算中国的失业情况，机构预计到2026年底，灵活就业人数将达到3.2亿，但这些人中有多少算作不充分就业尚不明确；现今的失业率统计同样也只是显示5%的窄口径数据，主要包括城镇失业，灵活就业被视为就业，在统计中不计入失业人数；而国际标准是全口径统计，考虑全国人口而不单单依赖灵活就业的概念。我们谈论内需、消费和居民收入在GDP中的占比时，最终归根结底仍然必须关注就业问题，而由人工智能引领的高科技发展恰恰是削弱了大多数人被剥削的权利。经典经济理论与德国哲学似乎都陷入了一个“头朝下”的窘境。在关于转型的讨论中，我倾向于认为高科技的发展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是，这些新开出的工作机会很可能与现有的劳动者没有关联。如果不提供强有力的再就业培训支持，这样的转型所带来的代价或许会超过许多人的设想。因此，内需不足将可能成为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